廣州:率先引領近代中國城市的整體進步


                              來源: 作者:梁鳳蓮 編輯時間:2021-07-07

                                每一座區域中心城市都有著非凡的經歷,有著歷經波折與自我成全的過往。廣州也是這樣。近代以來,每當中國社會發生變革之際,總能看見廣州的身影。

                                沒有典籍,就沒有中國文化。沒有近代史的來龍去脈,也就沒有廣州的價值。

                                歷史上幾乎所有重要的城市,在物質財富集聚的同時,也形成了強大的精神要素,這便是城市的品質與城市的文化。精神要素沿著時間縱軸,以不可逆轉的方向演進,后代的精神要素更新或取代著前期的,每一種隨著時代而產生的人類需求,就像一層層文化圖層,不斷疊加、不斷消解,也不斷傳承、不斷融合,構成了我們今天豐富多彩的城市現狀。

                                廣州站在時代的潮頭,把一座城市的發展引上了現代化的路徑。廣州不僅僅是充當了一種現實的角色,而且實踐了一種命運的承擔。

                              一、

                                廣州的城市精神便是創新變革、敢為人先。從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開始建立大一統的封建帝國開始,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專制統治,期間兩千多年中發生的眾多巨大變化,廣州都沒有機會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直到19世紀中后期,這座南方的城市才站在中國歷史大舞臺的聚光燈下。

                                誰在冥冥中操縱城市的命運?讓曾經的王謝堂前變為尋常人家,讓雕欄玉砌幻化為不堪回首的舊夢,也讓有的城市完成蛻變逆襲成功,所謂命運弄人,也可以是運勢弄城,而這種命運的狂風暴雨在中國歷史上很多時候并非來自內部,而是來自外部。

                                面朝大海,廣州自古以來就沒有關上開放的大門,西方的沖擊在18世紀中后期變為侵略,之前的數百年,廣州得益于開放帶來的兼容務實。

                                1579年,對天主教傳入中國內地作出巨大貢獻的著名傳教士羅明堅、利瑪竇等曾先后在廣州居住和傳教。自新航路開辟到鴉片戰爭爆發大約3個世紀的時間里,絕大多數西方耶穌會傳教士都是先到廣州再到國內其他地方。傳教士羅明堅送給廣東制臺陳文峰一臺有車輪的大自鳴鐘,廣州人便首先仿制,當時修鐘、造鐘都以廣州最早,“廣鐘”在全國的知名度甚高。

                                180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皮爾遜把種牛痘的方法傳入廣州,之后的一年里,廣州種痘的小孩約有數千人。皮爾遜醫生寫有《種痘奇方詳悉》一書,還教會了他的廣東徒弟海官,30年間受益人數達到100萬,種痘之法還由海官傳到國內其他省份。

                                1807年,第一位來華傳教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進入中國的第一站便是廣州,他在中國境內首次把《圣經》譯為中文并出版,編纂第一部《華英字典》,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此為第一份中文月刊。

                                1827年,中國內地第一份英文周刊誕生在廣州,英國人馬地臣在中國廣州創辦了《廣州紀事報》,撰稿人有英國傳教士馬利遜等。

                                1833年,中國內地第一所影響較大的西式醫院誕生于廣州,德國傳教士郭雷樞在廣州開設了一間眼科診所,專治眼病、腳病及其它各種疾病。

                                1846年,裨治文所著《亞美理駕合眾國志略》在廣州出版,全書分27節,歷述美國疆域、早期歷史、土著居民、工業商業、政府法律、宗教語言、文學教育等,這是鴉片戰爭前后最早系統介紹美國歷史地理的中文著作。梁廷楠寫《合省國說》,魏源作《海國圖志》,其美國部分,皆主要參考此書。

                                1851年在廣州出版的《全體新論》為合信所著,這是近代第一部系統介紹西方人體解剖學的著作,兩廣總督葉名琛取《全體新論》書中插圖,分列八幅,刊于兩廣督署,并翻刻全書,廣為傳布。此書對中國醫學界的影響長達半個世紀之久。

                                廣州近代城市文化的先進性,不僅表現在借翻譯西方著作傳播最新科技思想,更重要的是體現為城市的整體性進步:在城市繁榮、市民自由、生活富足等方面,廣州推動了城市現代化朝著一個全社會均衡發展的方向前進。

                                在城市現代化的進程中,廣州的領先得益于兩個優勢:一是選擇權,二是可塑性。

                                回頭來看兩百年前,在近代時局轉折當口,世界城市變化的潮流是什么?所有的城市都有一個共同的渴望:推動城市從貧窮走向富裕,從混亂走向有序,從蒙昧走向科學。

                                歷史提供給廣州的機遇便是文化選擇權。

                                作為南大門,廣州優先贏得了“一口通商”等等與世界對話的機遇。很多時候,機遇是建設性的,但有的時候是破壞性的。對于19世紀中到20世紀初的廣州來說,近代文化的蛻變過程伴隨著堅船利炮和屈辱血淚。

                                遠離京城、遠離皇帝的個人意志,使得廣州獲得了城市的可塑性,廣州有了城市獨立走向成熟的可能性。自公元前214年建城,平民性作為城市文化中自發生長的部分,一直占據了廣州文化的主導地位。廣州自主選擇以商業為平臺與西方合作,使得城市保持了商業繁榮,確立了千年商都地位的不間斷,孕育了以市民為文化主體、以商貿為文化動力的發展機制。

                                梁啟超把自己身處的時代命名為“過渡時代”:“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制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辟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縟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代也?!?/FONT>

                                中國城市在近代千年未有之歷史大變局中,經歷著梁啟超所說的“過渡”,要改變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須向西方學習,按照西方已經成功的現代化道路,走過坎坷和曲折?,F代化對于舊中國和舊廣州而言,是一次痛苦的蛻變,大的方面包括生產方式的工業化、政治決策的民主化、生活方式的西方化等等。

                              二、

                                廣州在近代史上的領先,是率先將城市由“古城”轉變為“新城”,由一個傳統城市轉變為一個近代城市,廣州在這一過程中完美轉身。與古代文化不同,近代城市文化之所以標新立異,是因為在文化內容、形式、主體等方面出現了新的轉折點:

                                首先,在基礎設施方面,城市與鄉村分離。1921年,廣州建立了第一個現代意義的市政府,率先在國內以城市的理念建設和管理城市,廣州成為近代中國資金、物流、人才的重要集聚地之一,馬路、橋梁、鐵道、電訊、航運等現代化設施的建設,逐漸拉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使得城市變得更加繁華、更加文明、更加宜居。

                                其次是城市意識的萌芽。城市中擁有了鄉村欠缺的公共文化,如公園劇場等公共空間、報紙刊物等公共輿論、集會運動等公共社交,“城市人”形成了獨特的觀念形態,包括生活觀、價值觀、審美觀等等,以開放、理性、兼容為標榜的“城市人”有別“鄉村人”,這是在封建時代未曾發生的文化差異。

                                第三是經濟運作方式產生變化。與鄉村的耕作不同,隨著城市的發展,以工廠為代表的大工業、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業和以百貨公司為代表的商業出現在城市。

                                考察19世紀中后期開始的廣州城市轉型,無法離開嶺南文化的大背景。近代,嶺南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之一,無論在政治思想、工業生產還是在金融商貿、城市建設等領域,代表人物既集中又突出,具有全國范圍的輻射力和影響力。

                                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潮流是國家追求富強、人民追求幸福,此時的廣州作為城市的樣板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變化來自廣州近代文化的開創性、引領性,廣州文化的“創新”品質在近代達至成熟,形成勇于接受新事物、敢于創造新文化的膽略,表現出一種文化的開辟探索風格。近代城市文化的核心是科學、民主、理性,科學、民主、理性在古代中國文化中并沒有系統的理論闡述,必須學習和引進,時勢要求廣州文化具有全方位的開放性和吸納性,才能完成民族振興的重任。

                                檢索特定歷史時期的軌跡,通過一些具體的事例,我們可以發現廣州在經濟、思想、政治等領域承上啟下、繼往開來,展示了敢為人先的引領態勢。

                                在金融商貿領域,從1757年開始到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結束,廣州的“一口通商”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開放,封閉中的開放、拒絕中的合作、歧視中的來往,是1842年以前廣州對外貿易、對外文化碰撞的基調。

                                “一口通商”形成了長達85年的廣州對外貿易體制,這一體制被洋商稱為THECANTONSYSTEM,廣州貿易體制是防范型、制約型、管理型的,主要內容有四個:一是由粵海關負責征收關稅,也由粵海關來管理行商;二是由十三行與外商進行交易,并由行商來直接管理、約束來華交易的商人和船員;三是黃埔港為外國商船指定停泊的碼頭;四是澳門為廣州的外港,來華商人和家人須居住在澳門。

                                外來的沖擊也帶來了領先的反應。以金融為例,清末廣州金融的飛速發展是對外貿易繁榮的結果,由于清政府并沒有外匯管理體系,對外貿易使得市場上同時存在中外兩大金融體系,自1825年開始,輸入中國的洋銀就有西班牙、智利、秘魯、墨西哥、美國等國家的銀元。為了抵制洋錢大量進入流通市場,光緒十三年(1887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奏請以英國設備、西洋技術制造銀銅錢幣,勘地建廠,命名為“廣東錢局”。廣州是中國最早設廠用專用造幣機器生產仿西式錢幣的城市,率先打破了傳統澆鑄造幣工藝,創造了以枚(圓)計價的中國銀元。

                              三、

                                在思想教育領域,近代知識分子率先在廣州推廣新思想,一方面是穿舊鞋走新路,采用傳統的傳播方式——教育來宣傳新思想,以康有為創辦的萬木草堂為代表;另一方面,是穿新鞋走新路,采用新銳的傳播方式——新聞報章來宣傳立憲主張。

                                對于懷揣立憲夢想的政治家而言,通過封建專制培養出來的國民是無法建設一個民主、法治的現代社會。近代廣州孕育了康有為、梁啟超等早期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他們意識到個人對于社會擔負的責任,用教育、新聞等手段影響普羅大眾。

                                位于廣州的萬木草堂是康有為講學的場所,是其培養人才和宣傳維新思想的基地。從1891年至1898年,康有為在萬木草堂開堂授課,宣傳變法救國思想,扛起了維新變法的大旗。之后他和梁啟超、陳千秋、麥孟華、徐勤等一批弟子從廣州出發北上,啟動了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在城市管理領域,西方的要素在廣州城市蛻變過程中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廣州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批主政的地方官如兩廣總督勞崇光、陶模等,雖說善于與西方勢力打交道,懂得靈活處理外交事務。而真正非常熟悉西方文化,能把西方城市建設中的優勢和長處移植到廣州改變城市面貌的管理者,要到民國初年才出現,他們是孫科、劉紀文、林云陔等一批最早期的廣州市長。

                                1921年,廣州市政公所改組為廣州市政廳,市政廳下設公安、財政、教育、工務、衛生和公用六個局分線管理行政事務,孫科被委任為首任市長。由專業人才執掌市政是近代城市發展提出的需求,在1920年代,這樣的做法在國內具有示范效應。

                                廣州市政廳六個局的主官全部是“海歸”,市長孫科在哥倫比亞大學獲碩士學位,財政局長蔡增基留學哥倫比亞大學,工務局長程天固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獲碩士學位,公安局長魏邦平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衛生局長胡宣明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哈佛大學留學,獲醫學博士學位。

                                一年后,黃炎培在《一歲之廣州市》中歸納了廣州五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尊人道,嚴禁警察無故鞭打人力車夫。二是言論自由,廣州市有日報三十三家之多。三是整風紀,嚴禁妓女私入旅館賣淫,厲行禁吸鴉片。四是提倡工會,設立工人補習學校。五是街道干凈衛生。城市根本性的蛻變由此而生效。

                                廣州是一個有著革命傳統的城市,“護法運動”時期,中山先生與北方以段祺瑞為代表的北洋軍閥直接對立,在南方城市中,廣州是共和最堅強的根據地,因此,護法運動將大本營設在廣州,不僅方便運動籌劃和軍事指揮,市民的思想也同時得到了洗禮。

                                對于廣州,孫中山情有獨鐘,始終認定革命只能依靠南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孫中山總結道:“君主專政之氣在北,共和立憲之風在南……今日欲圖鞏固共和,而為掃污蕩垢、拔本塞源之事則不能不倚重南方?!?/FONT>

                                每一個城市都有機會引領社會的進步,只有那些不斷銳意進取、勇于創新變革的城市,才能總是站在時代浪潮的風口浪尖,成為區域中心城市,帶動著周邊其他城市的進步,為世界所矚目,這正是近代以來廣州經歷的發展過程,這也是近代以來廣州不斷地孕生發育發展完善成為一座重要的和了不起的城市的發展歷程。

                              梁鳳蓮:廣州市社科院嶺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博士、研究員、一級作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